【引言】
1937年7月7日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正式拉开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的帷幕。此后，日军在东部沿海实施登陆行动，紧接着，中日双方展开了多场规模宏大且震惊世界的会战。
然而，战争的最终走向并未如人所愿。就拿蒋介石一方来说，其几乎将国军所有的精锐部队都投入到了战争之中。以淞沪会战作个例子，当时日军投入的兵力大概接近30万之数，而国军投入的兵力更是达到了令人咋舌的80万之巨，可最终的结局却是国军遭遇惨败，上海也因此落入敌手。
在后续展开的几场大型战役当中，尽管其间也存在一些小规模战斗表现得颇为亮眼，然而就整体状况而言，其最终结果与淞沪会战相比，并无二致。如此情形，着实不禁令人心生疑问。
国军在与日军的对抗战中屡屡处于失利态势，这究竟是为何？明明日军人数远不及国军，可为何国军却总是无法战胜日军呢？造成国军战败的因素究竟包含哪些方面呢？在此，我们不妨对这一问题展开一番简要剖析。
不得不说，我们应当正视这样一个事实，蒋介石一方在战争总体的规划以及把控层面确实是具备一定能力的。就拿陈诚等高级将领所提出的策略来讲，其明确指出绝不能任由日军从北向南展开攻势，而是要设法引导日军从东部沿海实施登陆作战。
此条建议不难理解，我们可先依据中国数千年的历史经验来得出相应结论：在中国历史上，但凡发生从北向南推进的战争，其获胜的概率往往极高，这是因为无论是地形方面，还是气候条件，都十分有利于开展征伐行动。
然而，自东向西发起的战争情况则有所不同，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当属地形方面的状况。在中国，越是往西部深入，地形就越发复杂多样，其间沟壑纵横交错，水渠数量繁多，河道亦是星罗棋布，如此复杂多变的地形地貌，对于企图长驱直入进行侵犯的外来军队而言，无疑是极为不利的。
就拿武汉会战期间的万家岭大捷来说，国军将领薛岳充分利用地形所带来的优势，再加上其卓越超群的军事指挥才能，为中国人民献上了一场堪称完美的歼灭战范例。
由此可见，国民党军队中并不缺少优秀的指挥将领。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的前两个阶段，兵力充足、人才济济，然而却为何始终无法摆脱被敌人穷追猛打的局面呢？直至把当时的国民政府迁移至重庆，依靠那里的天然险阻，方才最终阻挡住了日军前进的步伐。
【一、整合能力差，单兵作战能力相对不足】
众所周知，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处于清政府与民国交替的那数十年间，国内局势可谓是一片混乱，各地军阀相互混战不休，从南方到北方，各式各样规模的战斗屡见不鲜。照理来讲，国民党军队在历经一系列整合后，近乎吸纳了所有军阀部队，就作战经验层面而言，理应是相当丰富的。
然而在与日本展开作战之际，那些以往所积累的经验仿佛并未发挥出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从未踏足过中国的日本士兵，反倒展现出了更为强悍的姿态，其作战能力亦是更胜一筹。
其中一个关键缘由在于，彼时国民党军队乍看上去似乎阵容庞大、气势不凡，人员数量颇为可观。然而细究起来，其实际状况却远未达到正规军队应有的水准。队伍中有不少人仅仅是些逞勇斗狠之辈，全然未曾接受过规范、系统的军事训练，属于名副其实的杂牌军。
国民党从本质来讲，实际上就是各地军阀的一种集合形态。就拿向来在地位方面较为特殊的桂系军队来说吧，那些有着“广西狼兵”之称的将士们并非是不听从指挥，只是他们往往更倾向于接受自己阵营里人的调遣，像李宗仁、白崇禧的领导，他们便会积极响应。况且在战争时期，常常要进行远道出征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期望他们在毫无磨合的状态下，就能同来自其他地区的部队达成默契配合，这确实是存在着诸多困难的。
透过桂系军队呈现出的状况不难发觉，在统帅能力这一层面，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政府或许在聚拢各方势力方面表现尚可，然而其在内部凝聚力方面却存在着极为严重的不足。也正因如此，国军整体呈现出一种外显松弛而内部松散的态势，难以形成统一且强劲的向心力。
无论属于哪一个军阀的部队，在将侵略者驱逐出中国这件事上，其目标总归是相同的。也正因有着这样一致的目标，方才能够汇聚各方力量，进而组织起多达80万人的兵力来坚守上海。
再看日本，其无论是目标设定，还是作战凝聚力方面，皆呈现出相对紧密的态势。就团体作战以及单兵作战能力而言，日本对侵略中国一事可谓是早有预谋，自明治维新起直至中日海战期间，日本为此所做的准备极为充分。
凭借着以东北作为依托，在针对性的训练以及情报信息收集、向各地渗透等诸多方面，历经多年的持续努力、不断软磨硬泡，终究为自身撕开了一道裂口。
至于凝聚力以及整合能力这方面，实在无需赘言。他们怀揣着相同的目标，那便是堂而皇之地去争抢地盘，一心要将那块觊觎已久的“肥肉”，稳稳地收入囊中。
经过多年的思想灌输与刻意描摹，底层日军内心对于更优渥生活的那份憧憬，在岁月的沉淀下逐渐汇聚成一股力量。他们不存在各怀心思的情况，在直线式的领导模式下，执行任务时能够达到较好的效果，而这些方面恰恰构成了他们在作战过程中能够占据优势的重要因素。
【二、前期装备武器存在差距】
在战场上，衡量单兵作战能力的关键指标之一向来是武器弹药。倘若要在战斗过程中形成优势，暂且撇开其他一些偶发因素不谈，那么确保拥有充足的弹药无疑是维持较高战斗水平的重中之重。
就日军那蓄谋已久发起的攻势状况而言，其在武器装备方面着实是不惜血本。从对武器装备进行研发，到后续的不断升级，乃至不惜通过海外采购的方式来获取，他们紧紧抓住了每一个能够提升装备水准的契机，并且将其运用得极为充分。
就拿最为常见的“三八大盖”来说吧，这款步枪在使用上颇为简单，操作起来相当灵活。其安全性以及稳定性皆表现出色，值得称道。在射程方面，它能兼顾近程与远程的需求，精度更是有着不错的表现。不过呢，它也并非十全十美，存在着唯一的不足之处，那便是杀伤力相对而言显得过低了。
即便处于这样的情况之下，日军在装备部署方面，也基本实现了人手配备一把的程度，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每次开展作战行动时，所发放的与之相配套的弹药都极为充足。
再看国军方面，其在前期阶段对于枪炮弹药的筹备便存在欠缺，未能做好充足准备。而在实际作战过程当中，弹药的补给工作也未能落实到位。就拿仿制的“毛瑟枪”来说，即便这已然是其装备中明显存在短板的一项，可在军队里竟然还是没办法做到全军都能配备。
【三、战术水平和战斗能力配合困难】
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其能否在战斗中取得胜利，关键在于战术水平的高低。
从理论层面以及作战总结的角度加以考量，中国无疑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老祖宗历经数千年所沉淀下来的作战经验，犹如璀璨星辰般清晰可鉴，而且已然发展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战术体系。
通常而言，就战术等层面来讲，国军本是占据着绝对优势的。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从防守阶段过渡到相持阶段的数场战役期间，国军却一直都没能将自身应有的水平充分展现出来。
不妨以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期间所开展的三次长沙会战为例来加以说明。这三次会战均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在此阶段，日本国内已然出现诸多问题，其已没有能力再去组织像战争初期那般大规模的全面作战行动了。
在国军方面，其对之前数场大型会战的经验加以总结后，做出了采用“以空间换兵力”这一作战策略的决定。具体而言，便是通过诱敌深入的手段，再将重兵集结汇合起来，以此种作战方式应对战局。
不妨参照万家岭大捷以及富金山保卫战的战例。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两场战役皆是运用了包抄之法，起初佯装给敌军留出一个突破之处，借此分散敌军兵力，而后再将我方兵力集中起来，达成对敌军的“包饺子”之势，进而给予其致命一击。
在长沙会战期间，国军所秉持的同样是这般作战思路，然而，最终呈现出的效果却未能达到薛岳将军此前统筹作战之时所达成的那般成效。究竟是何缘故致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呢？
首要的问题在于队伍组成呈现出杂乱的状况，由此导致了执行层面遭遇诸多困难。在中国传统理念里，人们信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此作战理念核心所强调的乃是依据具体情形灵活应变、根据不同地域条件相机行事。然而，当把这样的理念放置到近代的现代化战争场景之中时，其表现出来的情况便可用三个字来概括——“不听话”。
若仅有一支部队不听从指挥，其产生的影响或许还算不得太过严重。然而，倘若多支队伍皆是如此行事，那便会致使上级所下达的指令无法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彼时，众人皆相互推诿，谁都不愿奋勇当先去落实任务，即便麾下有着再出色的战士，可若缺乏有力的执行者将各项指令付诸行动，那也只能是徒唤奈何，毫无办法可言。
再者，国军队伍在作战方面欠缺灵活性。往往是原地待命听从指挥，可到了关键时刻才想着要发挥作用，其心态大多是“反正上级安排我守在这儿，只要性命无忧，那我便稳坐如泰山，绝不动摇”，国军的战士以及中下级指挥官，基本上都秉持着这样的想法。
然而敌方可不会拘泥于常规套路，正面若难以突破防线，那就迂回至侧面切入，再绕到后方进行包抄；倘若步兵难以突进，便出动空军开辟道路；若是在清晨的交锋中占不到上风，那就趁着半夜搞突然袭击。这般不断尝试各种策略进行试探的作战方式，相较那种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的打法，无疑要有效得多。
最后一方面，恐怕需着眼于战士的个人素养以及军官对待日军的态势来考量了。在抗战前期展开的数场大型战役当中，无一例外地均以失败告终，这致使国军内部滋生出恐慌情绪，一见到日军便只想逃窜，即便已然明晰对方在战术层面存在着绝对的弱点，却也不敢果敢地放手去拼上一回。
由此便致使国军战士在战术执行方面出现不到位的情况，尚未在战场上失利，气势却率先丧失了。需明确的是，战术是要依托作战能力来施行的，即便再精妙的战术，也无法孤立地发挥作用、独自推进战事呀。
【四、缺少与民众共情，习惯孤军奋战】
想必不少看过电影《1942》的人，脑海中会留存着这样一个画面：彼时河南遭遇极为严重的灾荒，百姓们连一口饭都吃不上。在影片中，由李雪健老师所饰演的县长，向当地驻军的长官提出了请求，希望能分得一部分粮食，好发放给那些处于饥饿困境中的老百姓们。
那军官竟带着冷嘲热讽的口吻予以拒绝了。细究起来，其缘由也并非全然让人难以理解。要知道，当兵的若是连饭都吃不饱，那上了战场，战斗力势必会大打折扣。如此一来，一旦敌人占据优势进而攻占这片地区，最终吃苦受累的还不是当地的老百姓嘛。
理论固然重要，但实际情况同样不容小觑。当老百姓们目睹那些大兵们个个吃得肚子圆滚滚的模样，他们的内心难道不会泛起一丝难过之情吗？
必然会如此。更为关键的是，倘若长此以往持续下去，那些大兵们便会滋生出这样一种心理：“凡事都得以我为首要考量，我得先填饱肚子，还得先拿到钱才行，至于他人的死活，那和我可没有丝毫关系。”
日子久了，倘若事情发展未能如他们所愿，其内心便会渐渐滋生出不满的情绪，且这种情绪随后会逐步演变为消极的状态，呈现出贪生怕死、麻木不仁的样子。
不能将这种与老百姓缺乏共情的状况单单归咎于底层的国军战士，事实上，他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亦是如此，特别是国军那些从上至下的将领以及指挥官们，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于是乎，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们竟产生了这样的认知偏差：一方面把自己看得过重，另一方面却又将同胞看得过低。无论是面对英勇无畏的八路军部队，还是由普通民众所组成的民兵组织，亦或是那些满腔热血的爱国人士，他们都觉得这些力量是靠不住的，仿佛仅凭他们自己便足矣应对一切。
于是便对这场战争的本质有所忽视，要知道这实则是一场抵御外族侵略的战争，驱走侵略者乃是每一位中国人内心的愿望，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将自身刻意包装成仿佛能独当一面的“大侠”，这显然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
战争最终能否取得胜利，关键在于能否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要做到这点，就得正视他人的优点与能力，并且有效地配合利用起来，从而让所有人都积极动员投入到一致抗日的行动当中。唯有如此，才有望达成战争的最终胜利。
然而很明显，国军自上至下，并未察觉到这一情况，且不愿认可那原本就存在的事实。国民党以蒋介石为首的高层人士，宁可向江浙地区的财阀老阿公们寻求援助，也不打算团结广大民众的力量，这般做法在战争情境下，实难称其为完全正确之举。
【五、伪军汉奸拖后腿】
众所周知，在历时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时期，我方所面对的敌手并非仅仅只有日军，其间还存在着数量颇为庞大的“伪军”。要知道，来自自己人手中所射出的子弹，其带来的伤痛，或许会更加刻骨铭心。
其中多数人是来自敌占区以及所谓的“停战区”，另有一部分则是被俘虏后经策反而来的人员，其数量在最多的时候居然突破了100万之巨。
在抗日战争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凭借着形形色色的身份，公然站出来与正规军队相对抗，手中拿着由日本人所提供的“补给”，干的全是替日本人卖命办事的勾当。面对如此情形，我们又当如何是好呢？
正规部队的将士们，出于同胞情谊，实在于心不忍对自己的同胞兵戎相见。然而，那些伪军可就全然不同了，他们对付正规军的时候，下手那叫一个狠辣，毫无心软之意。不仅如此，他们还屡屡拖后腿，每次都能精准地坏事儿。真要论起作战能力，他们又实在是不堪一击。即便有将其收编的想法，可这些伪军能否如正规军的战士们那般吃苦耐劳，着实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即便处在那样艰难的抗战时期，在长达8年的抗战历程当中，所消灭的伪军数量亦是多达百万之众。待至战争宣告结束之际，仍有约百万之数的伪军被国民党予以收编，转眼间就堂而皇之地成为了国民党的正规军部队。
有这样一部分人，他们先是放下了日本人的武器，而后又操起了国民党的枪。然而，其枪口所指的方向却从未有过改变，始终对准着不该对准的地方。最终，这些人不是沦为了战争中的炮灰，便是堕落成了流寇土匪，自始至终都在给中国人民不断地制造麻烦，带来诸多困扰。
【六、贪腐严重，物资缺失】
有这样一则冷知识，恐怕会让许多人觉得难以置信。在我们以往所形成的固有认知当中，一直都觉得国军士兵个个都颇为富有，整日里过着吃香喝辣的日子，手中还攥着大把大把的银元，甚至时不时地还会去盘剥普通百姓呢。
可实际上呢，底层的国军士兵竟然连饭都难以吃饱。或许有人会揣测是不是后期的补给没跟上呀？但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前期的补给同样也未曾落实到位呢。
不妨举个例子来说，在抗战初期的时候，川军所拥有的新发物资可以说是寥寥无几。诸多战士甚至连应得的衣服都没办法领到，至于吃食方面，那就更是想都不用想了，完全是无从谈起的状况。
在此之后的情况愈发严重，暂且不说其他各类战略物资的状况，单就餐食方面而言，那是完全无法达到应有的标准。众多底层战士所食用的大米已然发霉，其中还掺杂着数不清的杂物，至于肉食，那简直就是奢望，他们有时甚至连草根都难以吃到。
1944年，美国专家针对国民党士兵展开了抽点检查，相关数据清晰表明，在随机抽调的1200名国民党军队士兵里，大约六成的国军战士存在极为严重的营养不良状况。
日军在战争的前中期阶段，其伙食配置呈现出更为均衡且富含营养的特点，无论是肉类、主食，还是水果，都能够按照合适的时机得到相应补充。
其背后缘由仅有一处，那便是国民党内部贪腐之风猖獗，活生生地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景象。
在当时的国军体系当中，中高层将领以及其所辖的嫡系部队，物资方面竟呈现出极为充裕的状况，甚至达到了用之不尽的程度。更为恶劣的是，其中有一部分人，竟然干起了昧着良心的勾当，偷偷地将政府下拨发放的各类物资，连同国际上给予的援助物资，转手卖给了日本侵略者。
在与美国人共同组建的远征军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况：美军长官得专门派人去盯着国军战士吃饭以及领取物资的过程，还得确保他们能补充各类维生素。之所以如此行事，其目的就在于要让各式各样的食品物资切实发放到最基层的士兵手里。
在国民党军队之中，欺上瞒下、吃空饷以及中饱私囊等不良现象屡见不鲜，已然成为一种常态。不过，国军当中也并非全然都是如此，还是存在着一些表现不错的人。就拿高级将领王耀武来说吧，他时刻忧心着前线的战士们面临没饭可吃、无衣可穿的困境，为此，特意在后方开设了形形色色的工厂，凭借自身之力为前线战士们供给各类物资。
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相当一部分国军战士呈现出弱不禁风的状态，全然没有什么战斗力。很多时候，并非是他们自身不想去争取胜利，实在是客观条件方面存在诸多限制，导致他们难以达成这一目标呀。
【结语】
身处和平岁月的我们，着实难以想象前辈们都曾历经怎样的一番境遇。
历史的进程已然清晰地昭示着一个道理：世间诸事，皆无偶然可言，任何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结果，其背后都必然有着相应的缘由。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那些为了将侵略者彻底驱赶出境，全然不顾个人生死安危而投身于战争之中的人，无疑都是值得我们永远缅怀与铭记的英雄。